核心提示：毛澤東的“大字報”，既沒有用“大字”寫出來，也沒有貼在中南海，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，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發(fā)給與會者的。

本文摘自《歷史的見證：“文革”的終結(jié)》 作者：薛慶超 出版社：九州出版社

毛澤東的“大字報”，既沒有用“大字”寫出來，也沒有貼在中南海，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，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發(fā)給與會者的。

毛澤東的“大字報”全文如下：

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張大字報

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《人民日報》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！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�？墒窃�50多天里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(lǐng)導同志，卻反其道而行之，站在反動的資產(chǎn)階級立場上，實行資產(chǎn)階級專政，將無產(chǎn)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，顛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圍剿革命派，壓制不同意見，實行白色恐怖，自以為得意，長資產(chǎn)階級的威風，滅無產(chǎn)階級的志氣，又何其毒也！聯(lián)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“左”而實右的錯誤傾向，豈不是可以發(fā)人深省的嗎？

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，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，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。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、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、1964年和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由于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(chǎn)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，實際上也等于向全黨公開；而且把這種黨內(nèi)政治生活中關(guān)于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，上升到兩條路線、兩個階級、兩個司令部斗爭的高度，并明確號召“炮打”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“資產(chǎn)階級司令部”。

于是，每一個與會者，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。眾多的中央委員、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，“很不理解”，但不敢表示異議，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(tài)擁護�？瞪�、江青、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，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，向劉少奇、鄧小平發(fā)動攻擊，以示“緊跟”。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一些情況：“十一中全會上，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，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。會前，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布置。

陶鑄說：‘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，要我向劉、鄧放炮。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，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，對情況一點不了解。結(jié)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。開了幾次生活會，最后只有我和總理沒發(fā)言。’”

會議期間，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，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蔑和攻擊以外，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。以前，對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迅猛爆發(fā)，他曾說是“老革命遇到新問題”。其實，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，而且是老一代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。這句話，表示了他們當時對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確實是很不理解。

在受到批判后，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。他雖沉默無語，但對于運動，特別對于“中央文革小組”和造反派心存厭惡。有時，他還不顧所處逆境，伸張正義，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。8月2日，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，有學生遞條子問關(guān)于“二月兵變”的事情。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于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，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，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。當時，“二月兵變”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后，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，不脛而走，弄得中華大地，無人不曉。

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：1966年2月，北京軍區(qū)經(jīng)中央軍委批準，決定由北京衛(wèi)戍區(qū)再組建一個團，擔負民兵訓練、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(wù)。這個團組建后，一時沒有營房。北京衛(wèi)戍區(qū)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，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、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(lián)系。但北京衛(wèi)戍區(qū)司令員傅崇碧、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后，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，制止了此事。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(wèi)戍區(qū)部隊調(diào)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，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，并通知了聯(lián)系過房子的學校。

此事到此為止，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。